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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能力不足、項目布局不夠，是我省污水處理最大的“短板”。污水處理能力與快速擴張的用水規模不相匹配，管網、污泥處理等配套設施建設嚴重滯后。與發達國家相比，處理設施負荷率低，處理工藝技術有較大的差距。污水處理作為一個產業，正迎來發展契機。如何落實規劃布局，擴大污水處理規模、顯著提高處理質量？邀請5位行業相關人士，探討“市場化治理”新路徑。
省住建廳廳長何健：
污水垃圾處理設施，3年建1608個
按照今年4月印發的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3年推進方案”，至2019年底我省將建設處理設施1608個，計劃總投資649億元。省政府辦公廳正式印發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3年推進方案”，明確提出，到2019年底，全省城市（縣城）、“百鎮建設行動”試點鎮、重點流域小城鎮實現污水處理設施建設全覆蓋，新增城鎮生活污水處理設施規模252萬立方米/日，全省重點流域水環境質量顯著改善，提前1年基本完成國家下達的城鎮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十三五”規劃目標任務。
廣安市委書記侯曉春:
用PPP模式建污水處理廠和管網
廣安實施全域“潔凈水”行動，經過近4年治理，國控、省控斷面和城鄉飲用水水質全面達標，全市水環境明顯改善。尤其是地埋花園式污水處理廠建設達到了國際一流水平。廣安是如何做到的呢？
侯曉春：廣安是長江上游重要的天然生態屏障和重要的出川斷面，境內水質好壞事關長江下游水環境安全，特別是重慶3000萬人的飲水安全。2013年以前，全市水環境生態功能惡化，對工農業生產及群眾身體造成嚴重影響。讓群眾喝上干凈放心的水，成為全市上下最期盼解決的難題。2014年以來，我們響亮提出“綠色發展，從水抓起”，全域實施“潔凈水”行動，深入開展工業污染防治等“八大行動”，建設工業污水處理設施，實施城區雨污分流，取締網箱養魚，拆除沿河養殖場，積極發展生態養魚，關閉取水式小水電，推廣豬沼果循環農業，從源頭上治理水污染。通過PPP模式建設污水處理廠站、配套管網，結合“河長制”，進一步鞏固“潔凈水”行動成效。
興蓉集團董事長李本文：
利好政策帶來市場藍海
市場化治污，市場主體是關鍵。那么，在市場化治污過程中，市場主體原動力是什么？該如何擴大市場主體參與污染治理的積極性？
李本文:興蓉參與治污的歷史已有30年。目前，集團的日污水處理能力為287萬噸，分在成都的8家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有200萬噸。此外，我們還參與了岷江、沱江流域綜合治理，包括再生水利用、水環境綜合治理等項目。這幾年之所以加快步伐，主要是受市場鼓舞和政策利好的影響。隨著“水十條”等法律法規的出臺和綠色發展理念深入人心，水環境治理力度越來越大。作為一家與水打交道的企業，當然不愿錯過“風口”。社會資本進入污水治理的諸多限制性因素越來越少，合作模式、機制越來越靈活，市場主體可以大有作為。興蓉集團擁有70年水務業務運營經驗，擁有多項國際國內領先的核心技術，是行業標準的制定者之一，還有雄厚的資本，有底氣進軍水環境治理市場。
四川聯合環境交易所董事長何錦峰：
建議在成都平原經濟區試點排污權
我省積極推進碳交易等環境權益交易市場建設，部分工作已走在全國前列。著眼未來，四川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提高環境治理的市場參與度？環境權益交易，究竟能給四川帶來什么？
何錦峰：所謂環境權益交易主要指碳排放權、用能權、排污權和水權交易，這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原理是基于資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凸顯資源的價值屬性，充分利用市場化機制實現環境資源的高效配置。是促進環境問題市場化解決、把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轉化成經濟優勢的重要路徑。作為全國生態資源大省和清潔能源基地，四川具有區位優勢，必然成為資源變現的受益者。四川碳交易市場啟動半年，共完成國家自愿核證減排量交易123筆，成交額179萬噸，位居全國第五。
成都信息工程大學資源環境學院副院長徐成華:
引入市場力量治理環境污染
以市場化手段治理環境污染，將帶來哪些好處？政府又該如何規范第三方治污機構的行為？“誰污染、誰治理”的環境保護方式存在哪些弊端？
徐成華：傳統模式下，重點關注的是污染物排放濃度，對總量排放的控制缺乏前瞻性，導致治理責任無法明確。受治污專業性的限制造成治污成本過高，即使環保意識與責任感再強再高的企業在利潤與環境責任之間的天平都會發生傾斜，治污設施運營效率低下，偷排漏排嚴重。還造成政府與社會資源的浪費，以及社會資金及社會化運營比例偏低，主要靠排污企業自主治理污染，社會資本很難有效進入污染治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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